种子成大树

日治时代
一九三八年十月，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，广州陷落。一九三九年八月，日军占领深圳封锁香港。那时，我们住在九龙城狮子石道，因为物资短缺，饥民激增，治安非常恶劣。父亲想，我们家那么靠近启德机场，一旦盟军反攻，势必首当其冲；于是举家迁到九龙塘居住。

九龙塘是豪宅区，每户占地一万方尺，多是两层高的花园洋房。当时，很多人已经逃亡到国内和澳门，不少房子空置着。饥民就从这些空置了的房子上拆除门窗，变换粮食。

我们家的地址是九龙塘金巴伦道廿五号，对面正是日本人占领的区政所，前后门都能看到便衣密探和皇军巡逻站岗。区政所是日军的行政中心，美其名是维持治安；实质上，真正的任务是搜捕和打压不服日军统治的「逆乱分子」和「从重庆派来的特务」。晚上，我们常听到凄厉的哭叫声从区政所传出来，我们心里明白，这时在区政所内，又有爱国同胞惨受鞭打酷刑，或被灌水，或「吊飞机」。

在艰难的岁月里，街坊特别团结友善，同舟共济。生病时互相慰问，赠送药物。我还记得妈妈将我们的旧内衣洗熨干净，预备为炸伤的人包扎用。

在日军的铁蹄下，香港的报章都变成日本人的宣传工具。没有人相信报纸上的消息。爸爸胆子好大，且豪爽好客，他每天晚饭后都在我家后花园里和二、三十人畅谈时局。门外有我们称之为「汉奸」的密探监视着，可是他们从来不干涉我们。邻居关先生组装了一个光管收音机，能接收「美国之音」等电台。他常把收音机带来，大家就在后花园里偷听新闻。

相中我家车库
当时，日军将窝打老道的玛利诺书院改作伤兵医院，拔萃书院被改为囚禁英美战俘的集中营。圣德肋撒天主堂的主持和神父因是意大利人，属轴心盟友，可以自由传教，不受影响。

有一天，我们的邻居李、杨、徐三位先生带了一位身高六尺、穿着蓝布长褂的丘育灵传道人来我家，找父亲商量免费借车库作福音堂。当时我们家没有一人是基督徒，而且是拜祖先的；但很奇怪，爸爸竟一口答应，只声明我们不会「进教」，不会参加他们的聚会。丘传道听后，立即向我爸传福音，爸爸也即时回绝，说：「我是不信的。我借车库给你们聚会没问题；可是你们不要拉我去教堂。除非你们祈求上帝，让我们打败日军，我就受洗。」

我家车库的位置不错，就在花园前大闸旁，面积约四十尺长，二十多尺宽，看起来像独立单位，而且一直闲置着，家人从不使用那里出入。然而，九龙塘家家户户都有车库，他们为何偏选中我家呢？爸爸又为甚么一口答应呢？当然，爸爸有他的理由，他对基督徒有好感，妈妈从前念真光女校。爸又相信，在战乱时期大家应彼此照顾，不必斤斤计较。何况九龙塘路上行人稀少，四周寂静。爸爸想，若邻人经常出入，对小偷不无阻吓作用。回头一看，这事并非出于偶然，是上帝拣选了我们，祂要藉这件事拯救我们一家。

当时的丘育灵传道（后被按立为牧师）才二十多岁，刚从伯特利神学院毕业，负责牧养这新成立的福音堂。邻居孙家、关先生、徐先生等都来参加聚会。他们搬来了八张长椅，分两边排放，另有一座圣诗架和一个脚踏手风琴，门外漆上「福音堂」三个大字，陈设简陋。一天，门前忽然传来一阵嘈吵声音，原来丘先生抓到了一个面黄骨瘦的小偷，正用螺丝起子拆下福音堂的铜锁。看来福音堂最值钱的就是铜锁了。丘先生见了勃然大怒，另一个教友也来到了，二人训了小偷一顿，就放他离去。

艰苦岁月
盟军反攻后，生活更为艰苦。炮弹没长眼睛，友军飞机轰炸日军据点，不幸误中湾仔民居，死了很多无辜百姓；红磡的仓库中弹，整晚火光熊熊。翌日起来，九龙塘戒严了，我们后院的竹子通通被砍光。原来日军需要用竹枝掩护他们的战机。这时，米珠薪桂，一斤米卖三百六十元军票，还是加了沙粒的。很多人把花园当作农场，种起蕃薯瓜菜，邻居间彼此交换种子。

也许因为时局太艰苦了，人看到自己的渺小无助，不能掌管命运，那时信福音的人很多，福音堂渐渐兴旺起来。

父亲守诺
一天早上，大哥罗允颐照例往隔邻关先生家里听新闻，回来时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原来，美军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，日皇昭和宣布无条件投降，真是极大喜讯！上帝听祷告了。我们急不及待将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九龙塘。家家户户都赶紧缝制国旗，准备迎接我军进城。岂料胜利后第三天，英国皇家空军RAF（RunAwayFirst）登陆香港。这队蓝帽子将日军收押，从我们门前操过，直押到沙福道的军营里。一个月后，中国的新一军才抵达香港。

和平后，广州铁路局急电召我爸爸归队，任粤汉铁路处长一职。那时，北上铁路未通，海路浮雷未清，路上危险万分。我们便请朋友为爸爸迫切祷告。感谢上帝，爸爸平安到了广州。可惜，同一条船，回程时竟触雷沉没。

这时，福音堂的会众不断增加，不敷使用，他们就租用九龙塘小学的礼堂聚会，并增加了多名传道人。爸爸休假回香港时，朋友劝他接受洗礼，他是个守诺言的人，立即答应。不过爸爸那时从没翻过圣经，对于基督教真理一窍不通；但自从接受洗礼之后，他就带领我们全家到教会聚会，并参加主日学。

经历上帝
八年后，爸爸亲身经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当时，香港只有六间电筒厂，其中一间是我爸爸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回香港经营的。一九五三年爸爸接到一张军用电筒订单，谁知道高兴都还来不及，就被投诉，说电筒生锈，整批货物退回，损失非常惨重。对爸爸的打击很大，一向坚强的爸爸几乎一蹶不振。

当时，我参加主日学已十多年，看见爸爸愁眉不展，有一天，用圣经的话鼓励他，说：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竿直跑。」（腓立比书三13至14）没想到爸爸听后，竟如当头棒喝，立刻跪下祷告。自此，爸爸每天祈祷，读圣经，振作起来，奋发图强，把工厂经办得有声有色。

爸爸晚年体弱多病，仍不断与上帝交通。上帝赐福爸爸，他一直在教会里做弟兄团的团长，又做了多届执事会主席。

我自己是在一个夏令会里蒙恩得救的。当时，我深深经历主耶稣爱我，接纳我，与我同在，与我说话。慕道期间，何时鉴弟兄（后为牧师）教我们主日学，悉心栽培，他很有条理地对我们讲解圣经，帮助我认识真理。

中学毕业后，我去美国升学。转眼六十年过去，我仍和从前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保持联络。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不但一点不减；反之老而弥坚，大家在教会里仍旧热心服事。

感谢上帝，昔日我家中的福音堂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，在上帝的恩佑下，发芽生长，渐渐成为大树。它就是今天九龙塘宣道会的前身，九龙塘宣道会现有廿三间堂会，十六间学校，会友超过五千人。感谢上帝，像我们这样渺小匆逝的人，竟能在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中占一席位。